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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穿越》:当道德律撞上星空
2015-10-14 14:37
作者:章利新
来源: 特写中国
在壮观的科幻画面之后,真正打动人心的不过是这样一些基本的内在冲突

电影《星际穿越》的上映带来了一股科普热潮,虫洞、黑洞、五维空间、时间旅行等成为大家一时间津津乐道的概念。有人为之重读霍金的《时间简史》,有人抬头仰望星空时更加若有所思……

但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在访谈中却明确表示,他对天文和物理并没有特殊的兴趣。那么,让他拍出如此高质量的科幻电影的动力又是什么?这个故事抓住他的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这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亲情电影。难道,科幻只是外衣,感情才是核心?即使真是如此,这件外衣也是足够华丽和严谨。据说,这是电影史上展现黑洞最严谨的一次,诺兰还专门请来理论物理学家基普·索恩当顾问。

但是,诺兰并没有专注于营造独特的星际空间,并不依赖激烈的冲突、星际奇观和动作戏来吸引观众,而是始终对人物和对话保有巨大的耐心和投入,让这场星际穿越始终发生在一个寻常人情故事(父亲对女儿的牵挂和承诺)的语境中。

通过人物和故事的经营,诺兰让“高冷”的科技始终贴近人性的温度,也让这部电影视觉上华丽严谨,剧情也动人心魄。

在我看来,在壮观的科幻画面之后,真正打动人心的不过是这样一些基本的内在冲突:正常时间和“翘曲”时间的冲突,带来的男主角库珀内心的煎熬;保存人类(种群的延续)与保存人性(个体对记忆和伦理的忠诚)之间的冲突,带来的不同立场之间的对立。

“时间的单向性与世界之谜(二元论之谜)共同构成了宇宙最深刻的问题。毫不奇怪,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叔本华——对此都保持沉默,即使在他们关于时间的论述中也是如此。”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在遗作中说。

单向的时间没有成为思考对象,因为它本身构成了我们感知的条件,是人类理性和伦理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框架、感受方式等,从来都深深扎根于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的时空特质所塑造。

在星际探险的过程中,库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突然”老去,理论上的时间“翘曲”闯进了真实的人类经验。导演耐心地刻画了这种创伤性的遭遇,把原本抽象的时空理论带到了人们可以直接感受的切近之处。

对库珀来说,他直观地经验到了时间不再是匀速、单一的绝对参照。地球-时间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他面前的一条陌生的激流,把亲人们都冲走了。这时,时间不再和谐地内在于我们惯常的认知、体验和行为之中,而是成为某种全然异质的、异化的外部力量,压迫着我们此前习惯和熟悉的一切,压迫着我们去适应它。

设想未来,如果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或多种全新的时间之中,那么人类的感知方式、存在方式、价值观(如果还需要价值观的话)将作出根本的调整,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条件发生根本的变化。



事实上,人类关于自身的价值观早已开始分裂,也在此次星际穿越的过程中显现出来:一方代表是库珀和艾米莉亚,另一方则是布兰德教授、曼恩博士。

前者坚持回到亲人和爱人的身边,相信星际穿越的目的是拯救人类,而不是抛弃生者,重新开始繁衍;而后者则认为,让人类活下去,让种群延续,才是最高目的,为此他们不惜采取反道德的欺骗方式(布兰德用A计划欺骗,曼恩为自己的存活而伪造数据)。

两者之间的对立类似于C.P.斯诺勾画的“两种文化”(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对立,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冲突展现了科技对于人的两面性:科学家们及其掌握的技术在灾难面前要保存人类,却只能以贬低人性甚至剔除人性的方式实现。而这源自科技思维本身。

“人对太空的征服是提高了人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人的地位?”在加加林实现人类航天梦想后不久,哲学家们就开始深入反思这个问题。

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1963年的一次太空讨论会上就提出:“空间征服和使之成为可能的科学,已经危险地逼近阿基米德点。如果真的到达这一点的话,人的身份将不止是按照我们所有的已知标准被贬低了而已,而是将被彻底摧毁。”

现代科学理论发展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科学家们已经彻底放弃了日常语言、感觉经验和常识,他们处理的数据拒绝接受任何人类自然心智范畴的干扰。正是他们对遥远的“真正实在”的探索,使他们失去了对在这个特定时空中以特定方式诉诸人类感官和理性的现象世界的信任。

用奥地利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的话来说,科学家试图试图征服的新宇宙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我们怎样设想它,都是错的;也许,它不是像‘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并不比一个‘有翅膀的狮子’更有意义。”

所以,在布拉德和曼恩等科学家的眼中,人类自身也早已变成赤裸裸的、干巴巴的、抽象的认知对象,只剩下抽象的种群概念和生命的物质形式。他们知道普通人的道德负担和情感纠结,但他们本身没有,在科技思维的观照中那些不过是肤浅的日常经验和粗疏的日常语言的虚幻产物。

所以,人类种群的延续高于拯救现存的人类,高于维护人性,这并不是一个艰难的道德选择,而是简单的数据计算。为了实现种群延续的目的,科学家们完全可以采取超越道德底线的措施。

但是,诺兰没有这么冷酷,没有采取一种彻底的非人类中心、非地球中心的科学家或技术狂视角。他通过塑造库珀这个形象,肯定了始终附着在地球的特定时间形态上的、普通人能共同体验和诉说的、通常称之为“人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诺兰在电影中努力弥合日常现象世界和现代数理科学世界之间早已产生的裂缝,努力为早已飘在空中的科学世界找到一个人性的锚定点。



诺兰在访谈中坦言:“毋庸置疑的是,爱是一切人类问题的终极解决途径……我始终觉得宏大和微小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因为再大的问题最后也会回归到我们是谁、我们之间靠什么维系等简单问题上。”

那么,基于此前的分析,究竟什么是诺兰珍视的“爱”呢?

我们不能忽视库柏形象的多重涵义:一个父亲(爱着女儿,带着承诺)、一个农夫(女儿说他真的喜欢种地),同时也是一个退役宇航员。父亲心系儿女,农夫扎根大地,而宇航员则漂泊在空中。

宇航员的形象,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就是科学家的象征性化身,“深陷嵌满仪器的太空舱中,因为他和周围环境的任何真正物理接触都会立刻导致他丧生”,这是一个“最不可能遇到除了他自身和人造物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人”。

与之相比,作为父亲和农夫的库珀更为重要。他始终把自己和女儿的处境、家园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即使相隔无数光年,即使身处另一个星际空间,女儿和家园也不会变成一个抽象的质点,一些简单保存或计算的数据。这种联系使得他的星际漂泊始终有方向,有意义。

所以,“爱”首先是一种超技术的、反对象化的思维和联系,它总是已经把你和其他事物变成一种不可分的共在。这种共在不是时间和距离的变化所能改变。这种“爱”始终提醒我们从附着于特定时空的、属于现象世界的共同体来看待自己。

这种“爱”是一种不能量化却无比巨大的力量,是多巴胺等概念不能穷尽其奥妙的核心人性现象。它指引着库珀在另一个五维空间,发回信息,创造奇迹,挽救人类,也保存了人性的尊严。

至此,我们几乎回到了海德格尔关于人的经典概念“此在”。正是“爱”“畏”“操心”等情与感,把人和他人他物联系为一个共在的世界,才让“此在”有了“此”。人之为人,正在于“此”。然而,也总有一种力量要把人从“此”中拔出,把他变成孤零零的“存在者”。

把一个农夫带进世界末日,并从亲人边大地上拔出、抛入空中的力量是什么?正是以现代科技为代表的认知与筹划力量。

借助科技,人类便捷有效地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甚至欲望,但不也极度地透支了地球的资源和人类的未来?现代进程启动以来,我们早已深深陷入科技及其特定思维带来的后果和效应之中,我们只能不断用新的科技来解决伴随旧的科技而来的问题甚至灾难。

德国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过很有名的话:“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思想时,它们就给人灌注了时时更新、有加无已的惊赞和敬畏之情: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

在18世纪康德生活的时代,科技还没有如此迅猛发展,以至于道德律和星空还看似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相去甚远的领域。然而,如今人类凭借科技对星空的探知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能如此逼真地预见:两种被不同法则主宰的东西会如此激烈地相互撞击。



也许,正是这种发生在“道德律”和“星空”、人性扎根的现象世界和冰冷的科技世界之间的撞击,深深地吸引了诺兰。

现代科技的每一个进步,都改变着我们对人自身和外部的认识。在这个看似不可逆的推进过程中,人类或许会把自己抛到了地球和家园之外,甚至越过人之为人的边界。但“爱”指引我们回到大地,回到亲爱者的身边,也指引我们不断问自己“科技的目标是什么”“人为何要探究知识”“什么使人区别于其他”。

也许,对于那个被科技彻底主宰的可能的未来,我们也需要像迪兰·托马斯那样说:“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白昼将尽,暮年仍应燃烧咆哮;怒斥吧,怒斥光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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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历史和文化
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胸怀宇宙的理想主义者和科学梦想家
独立影评人,新华社对外部主任编辑,著有影评集《未被驯服的梦境》,坚持从文化和哲学视角解读电影
著名科学作家,新华社对外部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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