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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列车》:“末人”世界的两种革命
2015-10-13 14:39
作者:章利新
来源: 特写中国
在海上飘荡的方舟里(在雪国徘徊的列车)究竟会塑造出怎样的“幸存者”和社会政治形态,又会引发怎样的内部矛盾和再平衡?
“我们发现了幸福。”
末人说着,并眨着眼睛
——尼采
 

《雪国列车》剧照
 
与独特的末日景观相比,电影《雪国列车》显然更关注末日里的人性矛盾和可能的社会政治形式。围绕着末日社会,它构建起一台多重观念层层啮合的故事机器,为科幻片中常见的“末日恐惧”注入了新的思考。
 
某种程度上,《雪国列车》的故事想象开始于《2012》等科幻灾难类型片结束的地方:在海上飘荡的方舟里(在雪国徘徊的列车)究竟会塑造出怎样的“幸存者”和社会政治形态,又会引发怎样的内部矛盾和再平衡?
 
 
1. 列车
 
2014年,人类阻止全球变暖的实验失败,地球陷入极寒,绝大部分生命灭绝。此后的17年间,在这个冰雪覆盖的末日世界中,一列高科技列车在地球上周而复始地运行着,车上满载着仅剩的幸存者。
 
在“荒漠”中孤独穿行的列车,属于经典的科幻意象,让人想起凡尔纳小说中那些上天入地的交通工具:《海底两万里》中的“鹦鹉螺号”潜艇,《从地球到月球》中的铝制子弹型太空舱,或是《征服者罗比尔》中的“信天翁号”飞行器……
 
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载着人类安全舒适地穿梭于充满异质与未知的“荒漠”;不同之处是,在《雪国列车》中,地球本身变成了“荒漠”。更重要的是,这列维尔福德火车是一台机器,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度,而不是几个探险家的小集体。
 
在现代性的起点上,火车曾被形容为某种标准的“理性的乌托邦”:有着全景监控和精密操控、分类能力,能够持续穿越空间同时独立于被穿越之地,类似封闭、自治、有序的孤岛。它永远在经过科学论证、事先铺设的轨道上安全、高速地行驶,曾是某种现代理想社会的化身或隐喻。
 
在《雪国列车》中,我们看到了,机器运作要求的工具理性和社会秩序完全合一。在列车内部,所有的管理者都言必称:稳定的秩序、内部的平衡、每个人的位置,并粗暴对待抗争者,好像是为多数人的整体利益在考虑,仿佛在做理性要求不得不做的事情。
 
在这个封闭社会中,技术拯救人类,人类依赖技术;技术的掌握者,就是权力、秩序和财富的掌握者。在这里,没有政治家,只有工程师和警察、乘客。
 
在科技昌明的时代,我们常常设想的理想社会,不正是由那些精密、严格的制度机器,理性、负责的专家型管理者,再加上复杂但便捷的技术工具构成吗?那时,人类便不需要各自思考价值、参与政治、自主选择,便能得到安全舒适的生活。
 
欧洲哲学家齐泽克在《活在末世》中说,今天政治的主导模式是“后政治的生命政治”(post-political bio-politics):“后政治”是一种宣称抛弃了旧的意识形态斗争并集中于专家管理和统治的政治,而“生命政治”指的是以人类生命的安全和福利为首要目标的管治。
 
电影中的高科技列车世界,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后政治”的末世乌托邦。
 
 
2. 乘客:末人
 
在维尔福德列车上,所有的乘客可以分成两种:末节车厢乘客和其他车厢乘客。
 
当末节车厢领袖柯蒂斯带着反抗者们,一节一节地穿越其他车厢时,观众跟随他们看到了其他车厢中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几乎照搬了原来地球上的舒适甚至奢华的生活,美食、绿植、夜店、节日和派对……应有尽有。
 
如果要概括末节车厢以外的乘客,没有比尼采的概念“末人”(the Last Man)更适合的了。他们确实是一场灾难后幸存下来的“最后之人”,更是“历史终结”后的标准“末人”。
 
在《查拉图斯特拉》中,尼采塑造了一个超人的反面形象“末人”:他们始终眨着眼睛,认为自己“发现了幸福”,满足于昼夜间的“小快乐”,“珍爱健康”,害怕过度劳累。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当作最终的目的,除了个人安乐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福山通过“历史终结论”再度复活了“末人”概念。尽管他极力肯定自由民主的胜利,却也担心自由民主时代会变成“末人”世界:现代公民们最终满足于自由民主社会中“人权”“福利”等概念所保障的一切“小快乐”,而无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创造历史的动力。
 
福山说,自由民主创造了由一种欲望和理性组合而成但却没有抱负的人……满足了一大堆眼前的小小需要。他们没有任何获得比他人更伟大的认可的欲望,因此就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他们完全沉湎于自己的幸福而对不能超越这些愿望不会感受到任何羞愧。
 
当下,现代科技加速发展,加上技术对生活无微不至的渗透,正在使“末人”前景变得更加切近。
 
《雪国列车》就鲜明地包含了这种焦虑:末日之后的地球上,冰雪和极寒覆盖一切,意义和价值统统丧失(零度以下的世界)。列车只是循环往复地运动着,再也没有遥远的目的地和线性的历史。维尔福德列车构成了“末人”生活在其中的技术和制度的襁褓。
 
这不只是劫后余生,而是彻底的“历史的终结”。在这个“末人”世界中,没有斗争(为获取认可)和劳动,也就没有历史,没有政治,只有时间的单调循环。
 
“末人”们不怀念末日前的生活,不关心窗外的世界,不思考既有的秩序,不关心未来和方向,他们只享受此刻的快乐。只要列车能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他们就放弃尝试和行动,安逸地、满足地生活在秩序指派的角色和生活(小小的列车封闭车厢)中。
 
当末节车厢的反抗者们闯入“末人”世界后,“末人”们一脸的茫然和无谓,举止如同恐怖片中的丧尸。
 

《雪国列车》剧照
 
3. 乘客:初人
 
与生活在历史终结处的“末人”相比,末节车厢中的乘客几乎是生活在历史起点的奴隶或者“初人”:他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为了生存曾相互杀戮、吞噬,自从有了蛋白质块后才逐渐有了基本的秩序。
 
发泄不满、改变处境、颠覆秩序的火焰,在他们心中燃烧。面对压迫和生存危机,他们逐渐有了共同的目标,懂得了团结和斗争,也懂得了行动和牺牲。这些都曾经是人类不断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力和根源。
 
相比之下,“末人”总是关心自己身体和心理的舒适,胜过关心行动和信念,因为他们认为驱使人做出牺牲行为的忠诚、信念、理想等,总是会被证明为只是一种愚昧的偏见或相对的价值。他们“满足于闲坐在家中,对自己的心胸豁达和中庸感到庆幸”。
 
柯蒂斯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中的人:他懂得“羞愧”,因为为了生存他曾经双手沾染鲜血;他理解“牺牲”,尤其吉列姆献出自己的肢体保全埃德加之后;他“不满足”于现状,他一心除掉维尔福德,彻底解放末节车厢中的人……从末节车厢开始,一路斗争,最后闯入车头,这就是历史本身的线性演化形象展示。
 
然而,就在革命看似接近成功的时候,柯蒂斯突然陷入了虚无和犹豫。维尔福德当面告诉了柯蒂斯真相:就连革命本身也是这个秩序内在的安排,正是他和吉列姆合作设计、引导了这场反抗,柯蒂斯只是一个工具,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列车系统的平衡——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平衡。
 
维尔福德说,无论谁掌控这列火车,都必须维护内部的秩序和平衡,而定期鼓动革命正是控制人口的好办法,使得死亡变得容易而有意义。他几乎说服了柯蒂斯成为他的继承者,继续维护机器的运转。
 
显然,维尔福德代表了一种最彻底的“后政治”意识形态、最极端的工具理性,他把人性中最可贵的激情和内容轻易地变成自己手中的冰冷工具;他不尊重人性,只是冰冷地功利地计算人性,利用人性;他在历史终结后的冰冷世界里,搭建了一个伪历史的激情舞台,只为了一个冰冷的目的。
 
福山也曾经担心,即使将来最大的社会理想已经在地球上实现,一部分人肯定仍想拥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理想,肯定还想拿生命来冒险。这就是自由民主仍未解决的“矛盾”。
 
也就是说,即使未来,自由民主社会和无微不至的高科技为人类创造了完美的生活,人性中也始终会存在一节被压抑的“末节车厢”,其中有一种不满足的力量蠢蠢欲动。“后政治”世界的管理者们不会假装这节车厢不存在,必然会在制度和机制上利用这种人性力量,使之为自己所用。
 
显然,《雪国列车》创造了一个足够狡猾的“后政治”世界统治者的形象。维尔福德在自己的列车上,既为多数人设计了舒适的“末人”生活,也为少数人设计了悲壮的“初人”生活,并使得两个世界在冲突中获得平衡。
 
“初人”的人性能量被冰冷的、功利的“后政治”制度机器所吸收利用,就像天真的孩子们在机器的内部为机器的运行提供助力一样。这是《雪国类车》最关键的想象和情节核心。
 
 
4. 革命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电影中存在着三种人:只看着自己、只在乎自己的“末人”;在黑暗中挣扎、眼睛盯着前方(车头)、愿意为共同目标牺牲自己的反抗者;高高在上的系统设计者和俯视者。
 
此外,《雪国列车》还刻画了至关重要的第四种人:南宫民秀和他女儿尤娜所代表的清醒者。他们了解整个系统设计,擅长开门,同时一直关注窗外,关注生活的全新可能性。
 
与南宫相比,柯蒂斯显然更充满激情和理想。但是,像他这样革命者往往因为仇恨而把自己和既有秩序联系得太紧密,因而察觉不到更多的抗争或生活的可能性,其能量也容易被既有秩序所吸收或操控,容易成为取代者,而不是全然的革新者或创造者。
 
多年来,南宫坚持观察外部世界,注意到一架坠毁飞机身上积雪的变化,由此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外部。那个冰雪覆盖的外部世界,在列车内部的意识形态中,始终被描述为绝望的、死亡的、禁区般的、不可能的外部。
 
南宫代表了一种穿透意识形态迷雾、冷静地注视外界的目光,代表了一种把自己从“城邦中唯一游戏”里解脱出来的清醒。他没有“末人”的犬儒,也不是简单地参与反抗,而是专注于做“不可能之事”,激进地坚持用炸药炸开车厢,颠覆整个共同体。
 
随着一声巨响,爆炸得逞,整列维尔福德火车因此脱轨。在爆炸和倾覆中,南宫和柯蒂斯都为保护尤娜和男孩而牺牲。
 
在尤娜和男孩打开车门、踏上雪地的那一刻,历史真正重新开始了。人从历史终点处的“末人”,重新退回到了作为自然一部分的动物,甚至亚当和夏娃。真正的生机和希望,存在于从意识形态内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
 
在一个“末人”世界中,在一个彻底冰冷的“后政治”世界中,真正的革命如何可能?这才是《雪国列车》真正努力触及的核心议题。
 
在《活在末世》中,齐泽克告诉我们,要参加这场斗争,意味着赞同阿兰·巴迪欧的公式——灾难总比不存在更好,冒险投入对真理-事件的忠诚,即使以灾难而告终,也好过苟活在尼采所谓‘末人’无事件的功利主义-幸福主义的幸存状态中。
 
也就是说,在封闭的“末人”世界中,革命不是重新分配舒适或调整舒适的姿势和位置,而是冒着巨大的未知风险,撞开保障舒适的围墙,打破内外、(不)可能的界限。那时,墙上的每一个洞都藏着重启历史的希望。真正的革命,就是做“不可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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