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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与重构: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维度和空间
2017-02-03 11:26
作者:
来源: 特写中国
5/12
图片说明
    
    詹布鲁恩留下的底片、原版照片,相册和器材。(杨岳摄)

中国摄影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
封面为末代皇帝溥仪在故宫御花园中玩照相机。‘

补白与重构: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维度和空间
《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1910-1929》 前言

    影像藏品金融化的趋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摄影收藏的普及和发展,一些鲜为人知的原版照片,底片在财富效应的驱动下,从压箱底薄薄的一张纸,变成了厚厚地文化艺术品资产。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 1910-1929》,摄影师詹布鲁恩就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位民国早期历史上重要的摄影人,也是中国影像史上一位 “遗失”的重要摄影大家。

 

    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1875-1949),美国人,于清末民初来到中国,当年的《南华早报》介绍道:“詹布鲁恩先生在京开设照相馆19年,他的作品蜚声海内外,他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期间发生在北京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但是,正如出版了三本中国早期摄影史巨著的东方摄影史学家泰瑞伯奈特描述的那样:“早期在中国拍摄的摄影师多是外国人,早期的中国照片多流散于国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的战乱,1949年以后的文化政治运动,摧毁了国内影像资料,割裂着中国摄影的历史。”这是遗憾,也是机会!将“遗失”的摄影家和影像找回来,不单单是影像史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摄影史的问题,还涉及到了视觉文化发展史,涉及到艺术史,涉及视觉美术史,涉及到中外文化传播史等方方面面。



 


詹布鲁恩采用宽幅相机拍摄的北京风光。书中不少照片是第一次发表。


一、清朝摄影史的重拾

    摄影术发明于1839年,在1842年进入中国,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阴影在中国传播开来。期间主要的摄影活动由中国民间的摄影师和外国来华摄影家构成,且1911年之前没有什么敏感的研究禁区,因此,对清末摄影史的研究的挑战主要是重拾(发现)。

    1842年到1879年,著名的英国东方摄影史学者泰勒·伯奈特Terry Bennett)做了很多工作,中国摄影出版社在国家图书出版文化基金的支持下,翻译了其三本巨作,补白了许多中国摄影史资料,为中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今后如果出现新的资料,可以补充进去。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留下了大量的出版物和文献。

    现在清代摄影史研究最大挑战是对1880年到1894年这一段史料的收集、考证和研究。1880年前后,摄影术出现了湿版到干版的变革,照相机和底片都可工业化生产了,摄影家可带着底片外拍了,摄影术普及了,摄影活动大量增加了,摄影家的辨认工作复杂了。诸如摄影家是谁?他们为什么拍摄?来华摄影家的身份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来中国?这段历史是大的空白。

 

二、民国的摄影史的重构

    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影像史中的不少民国史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遗失”了,特别是不少外国摄影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被大陆学界所了解。

    目前中国摄影史中有关民国摄影的主要内容由红色摄影和国统区的民间摄影所构成。史料表明,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后的1937年,第一代红色专业摄影人出现了,其中包括有延安的郑景康、吴印咸、徐肖冰,晋察冀的沙飞和石少华等。此后,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摄影史。因此,1937年之前的中国摄影史的框架,应该由民间摄影,国民党的摄影和外国摄影家在华的重要活动三个部分组成。1937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的摄影史框架,包括已有的红色摄影和民间摄影,还是禁区的国民党的摄影和近年来陆续找回的外国摄影家在华重要活动四个部分组成。

    在民国期间,有哪些著名的外国摄影师曾来华?他们拍摄了什么出版有哪些画册?他们对中国影像史的贡献和在中国摄影史上的成就是什么?这需要当代学者以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意识形态禁锢的思维,去挖掘、找寻、研究和梳理。

    先举两个特殊的案例。英国的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是世界摄影史上很著名很重要的一位摄影家,曾因为英国皇家御用摄影师而获得了爵位,这几年在巴黎和纽约举办了回顾展。在中国影像史里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影像艺术品收藏市场新近出现的史料表明,比顿在二战期间曾受英国新闻部的派遣到远东拍摄,先后出版三本有关中国的书,其中《中国相册》(China Album)刊登了107张照片,记录了西南地区的抗日景象,其中不乏经典名作,在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比顿拍摄的对象都是国统区和国军,在解放后被大陆的摄影史“遗失”了。再比如美国纪实摄影的鼻祖人物之一的阿瑟·罗斯坦(Arthur Rothstein),在九十年代中国纪实摄影大潮兴起之后,才将他上世纪50年代撰写的《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一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的纪实摄影界广为流传,有不小的影响力。但大多数中国摄影人并不了解他在1946年曾被国际人道主义机构派遣来华,拍摄记录湖南衡阳的饥荒。2015年出现在中国收藏市场上的一批原版照片补白了这段影像史。

    还有两位重要的美国摄影家被“遗失”的原因,可能仅仅因为1949年之后的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赫伯特·克莱伦斯·怀特(Herbert Clarence White,1896-1962)和其胞弟詹姆斯·亨利·怀特(James Henry White,1896-1954)于1926年出版的《燕京胜迹》(PEKING The Beautiful),不仅是民国期间装帧最豪华的优秀摄影集之一,而且该书的前言出自胡适,配图说明则由德玲公主撰写。毋容置疑,胡适和德玲的文字让这本书较同时代同类摄影画册具有更大的价值。但是有关怀特兄弟在华摄影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有美国人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是民国最好的风景摄影大家之一,他在1926年出版的《扬子风景》(The Grandevr of the Gorges)是中国摄影史上最精美的摄影画册之一,近年来在收藏市场上出现过近十部他拍摄出版的摄影集,在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和文化有很高的价值。约在1944年,曼尼病死于日本上海的集中营中,有评论认为“中国亏欠他太多了”。曼尼在中国的摄影活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了世界摄影史学者的关注,但他与怀特兄弟一样,尚未出现在中国的摄影史中。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找回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摄影家还有:

    西德尼·甘博(Sydney Gamble,美国),

    威廉·埃德加·盖洛 (William Geil,美国),

    青木文教(日本),

    喜仁龙、(Osvald Siren,瑞典),

    岛崎役治(日本),

    亚瑟•德•卡瓦略(谈卡法卢,Arthur Alfred de Carvalho,法国),

    恩斯特·柏斯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德国),

    汉茨·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德国),

    斯尔格·沃特加索夫(Serge Vargassoff, 1906–1965,俄国),

    海岚·里昂(Hyland Lyon,1908~1973,美国),

    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美国),

    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美国)

    海伦娜·哈佩诺特(Helene Hoppenot,法国),

    爱伦·凯特琳(ELLEN CATLEEN,),

    美国164通讯队的摄影师等。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刚刚出版的20世纪《中国影像史》中拥有一席之地。

 

三、小语种里的中国摄影史料

    在重拾中国影像史料时,可关注法国、德国和日本来华摄影家。由于语言上的障碍,目前翻译到中文的法语、德语和日语的资讯相对比较少了,但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是摄影大国,摄影书的出版比较发达,留存在这三个语种里的中国影像史料不少,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挖掘和介绍。

 

1、早期德国来华摄影家

    在中国摄影史上有几位很值得一提的德国摄影家,比如1900年前后出版过《北京》私家摄影集的驻华德国公使阿尔方斯•穆默•冯•施瓦茨恩斯坦茨(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1859-1924)。上世纪初,施瓦茨恩斯坦茨来华接任为义和团杀害的德国驻华公使奥古斯特.冯.克林德。他是一位水平很高的摄影师,1901年他将在任内拍摄的照片结集出版了私家书《北京》(Peking),据说限量发行量 500 本。不过,中国摄影史上没有提及施瓦茨恩斯坦茨,有关他的摄影研究在中国仍几近空白,他还拍摄了什么照片?照片还用于其他的用途吗?现底片保存在那里?

    在他之前,有伊斯特·奧爾末(Ernst Ohlmer),这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摄影史中的德国摄影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1860年代拍摄的12幅圆明园废墟的照片。这些影像是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劫毀後,有关西洋樓遺跡的最早影像记录之一。但是这批照片在拍摄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传播,直到1932年上海学者騰固赴德学习,辗转从他人手裏得到底片,带回中国,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1933年出版后,才让这批重要的影像史料公布于众。奧爾末在中国的摄影活动一直到前几年刚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才被比较仔细地介绍。但他是最早来华的德国摄影家吗?

1902年,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作为负责青岛德国殖民地建设的官员来华,后得到德国政府支持于1906-1909年游历了中国12个省,考察中国古建筑,拍下了数千张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典型民居等照片,整理出版了多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其中以1923年出版的《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 und Langschaft in China)最为著名。该书精选了288幅照片,按省份分类编排。柏石曼作为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古建专家,其摄影的成就一直不为中国所了解,直到他的摄影作品集在摄影收藏市场拍出高价位之后,才得到了摄影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的第一本裸体摄影集也是德国人拍的,《百美图》,摄影师是汉茨· 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1895-1965)。他多次来华拍摄,一战后,佩克哈默作为战败国的士兵曾在北京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他拍摄的《北京美观》和《中国与中国人》是入选德国摄影史的著作。但他入选中国摄影史的应该是拍摄于澳门红灯区,出版于1928年的《百美影》。书中的31张照片带有朦胧的东方情趣和统一和谐的视觉风格,情色而不淫秽,在中国摄影史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同一位摄影家,因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的文化,因不同的作品成就了不同的历史地位,也是一个奇葩。

    最近业界对传奇的德国来华女摄影家赫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有了不少研究。但知道同时期在华的德国女摄影家爱伦·凯特琳(Ellen Catleen)就比较少了。凯特琳1934年出版的《了解北京》(Peking Studies)后,嫁给了时任荷兰驻华大使的廉·索贝克(W.J.R.Thorbecke)并改为夫姓,以Ellen Thorbecke的名字出版了《中国人像》(People in China)和《上海人像》(People in Shang hai)。目前尚未见到有关这位女摄影家的研究。从摄影师的性别延伸出来,谁会是最早在华拍摄的外国女性摄影师,最早出版有关中国内容摄影集的女摄影家是谁?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在等待着学者的探究。

 

 2、日本在华的摄影采集

    摄影作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和媒介,于1853年传入日本,较传入中国大约晚了10年!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崛起,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战跻身于世界强国后,不仅将摄影纳入了其工业革命的体系中,成为了摄影器材的制造强国,还将摄影媒介和文化作为军国主义对外扩展、实行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

    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到1945年间,日本人不仅系统地拍摄了甲午战争、日清战争、侵华战争这些所有发生在中国的所有重大事件,还在1890年代就开始对中国进行影像采集,特别在侵华战争前的1920-1930年间,对中国进行了系统地影像采集和研究。可以说民国期间的中国影像史和中国摄影史的不少重要著作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因为他们保留了最为完整的、甚至是民国期间的所有中国影像资料。除了几位中国摄影史上已经在册的日本摄影家,如小川一真、三本诚阳、三本藏七郎外,近年来出现在收藏市场上的可入中国影像史的日本摄影师和日文摄影集还有:

    三舩写真馆 《满洲名胜写真帖》(1911);

    山本写真馆《北清大观》(1911)和《北京胜景》(1920年代);

    山根倬三《长江大观》(1917)和《东极大观》(1919);

    中井宗太郎等《大同石佛大观》(1925)和《大同石佛艺术论》(1946);

    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佛教史迹》(1925-1931);

    关野贞、伊东忠太、竹岛卓一 《支那北京城建筑》1926;

    山中定次郎编《天龙山石佛集》(1928);

    关野贞、竹岛卓一 《辽金时代建筑及其佛像》(2册,1934);

    关野贞、竹岛卓一  《热河》(4册,1934-1935);

    村田治郎    《大同大华严寺》(1943);

    水野清一 《云冈石佛群》(1944年) 等等。

    其中不少出版物是中国有关该内容的第一本摄影集。从某种角度说来日本人留下了系统的中华民国的影像遗产。以山根倬三拍摄的《长江大观》(1917)为例,他旅居中国二十年,照片涉及长江流域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南昌、武汉、洞庭湖、长沙、荆州、宜昌、巫山、重庆、北京、大连、旅顺、奉天、抚顺、长春等地。而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支那佛教史迹》,共6册采用照片900幅,内容含括了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18个省的几百家著名庙宇。

    除了学者和机构外,日本的军方和主要媒介也都参与了对华的影像采集,出版有从军摄影集和大量的画报。

    目前,有关法国来华摄影家的整理也在逐步进行中。

    俄国摄影家在中国的摄影史上,也有一些很值得关注的亮点。目前已知最早在北京拍照的是俄国摄影师,他们也是最早涉足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摄影师。在收藏市场上,还发现斯尔格·沃特加索夫(Serge Vargassoff, 1906–1965沃特加索夫的作品,但一直未能考证出这个摄影家,仅仅在赫达·莫理循的画册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中译为《洋镜头中的老北京》的前言中出现过。他当时在北京开照相馆,据说是当时北京仅有的两家外国人开的照相馆之一。沃特加索夫后来去了香港,最后不见了。希望在俄文中可以找到他的史料。目前,我们对外国摄影文化推介中,俄文史料十分稀少,特别是最早在北京拍照片的俄国人,最早拍中国西部的俄国摄影家的史料。

 

四、早期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空间

    除了上面提到的外,早期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空间还有对非职业摄影师,特别是教会在华摄影活动的资料收集研究。因为教会保存有很多史料。此外,对断代史的研究,因为中国摄影史的断代跟国外摄影史不一样,存在中国历史断代的影响,比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这些节点,导致了中国摄影史和世界摄影史的断代出现了差别。

    对中西部摄影史的研究也是一个可以重点关注的空白。目前广东、上海、福建、北京、天津这些发达地区,不仅史料较早较多,也有一些研究人员。但是很少出现对中西部早期摄影史的研究,就是史料都基本上是空白,更不要说史论了。还有对摄影师个案的研究,对他们出版的著作个案的研究,都是空间。

    那中国的摄影师呢?在收藏市场上出现有《中国》摄影画册,由冯国英在二战期间编著,全英文发表,对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本书对中国学者来说,也鲜为人知。据了解台湾摄影史研究的人士介绍,台湾与大陆的状况类似,有不少研究外来摄影和本土摄影的人士,但少有研究民国摄影史的人。加之近年来执政党的更迭加剧了影像史料的流失和损毁。

    目前大陆的民国摄影史主要由红色摄影、民间的文人摄影和商业摄影构成,其中不乏民间文人摄影,早期共产党人(如苏静、童小鹏、聂荣臻、叶剑英等)拍照的红色影像和延安根据地建立之后1000多位专职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但缺乏国民党的摄影和外国来华摄影大家的影像。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存有的12.6万张的照片,应该是较为完整的出自国民党官方摄影师的珍贵资料。一部较为完善、较为严谨的民国摄影史应该是基于红色摄影、民间摄影、外国来华摄影和国民党摄影的有机组构上。

    1929年,由于健康原因,詹布鲁恩带着在中国拍摄的所有底片返回美国,渐渐地淡出了中国人的视线,有关他来华前和返美后的摄影经历仍鲜为人知。不过,从他留下的珍贵底片,可以看出詹布鲁恩的摄影成就可与近年来不断浮出的民国摄影大家,如中国建筑摄影鼻祖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 、喜仁龙(Osvald Siren)、民国风景摄影大师唐纳德 曼尼(Donald Manner)、出版第一版中国裸体摄影集的汉茨·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怀特兄弟(White Brothers)和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等并论,他们拍摄的民国影像正在补白和重构着中国的摄影史。

    詹布鲁恩于1949年去世,与他镜头中那个民国的消亡之年巧合了。不过,詹布鲁恩留下的影像,不仅仅是一笔财富,更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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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历史和文化
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胸怀宇宙的理想主义者和科学梦想家
独立影评人,新华社对外部主任编辑,著有影评集《未被驯服的梦境》,坚持从文化和哲学视角解读电影
著名科学作家,新华社对外部高级记者
老男人,写不来就凑图,摄不来就码字,陶醉于大时代下的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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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与重构: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维度和空间

    
    詹布鲁恩留下的底片、原版照片,相册和器材。(杨岳摄)

中国摄影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
封面为末代皇帝溥仪在故宫御花园中玩照相机。‘

补白与重构: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维度和空间
《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1910-1929》 前言

    影像藏品金融化的趋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摄影收藏的普及和发展,一些鲜为人知的原版照片,底片在财富效应的驱动下,从压箱底薄薄的一张纸,变成了厚厚地文化艺术品资产。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 1910-1929》,摄影师詹布鲁恩就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位民国早期历史上重要的摄影人,也是中国影像史上一位 “遗失”的重要摄影大家。

 

    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1875-1949),美国人,于清末民初来到中国,当年的《南华早报》介绍道:“詹布鲁恩先生在京开设照相馆19年,他的作品蜚声海内外,他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期间发生在北京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但是,正如出版了三本中国早期摄影史巨著的东方摄影史学家泰瑞伯奈特描述的那样:“早期在中国拍摄的摄影师多是外国人,早期的中国照片多流散于国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的战乱,1949年以后的文化政治运动,摧毁了国内影像资料,割裂着中国摄影的历史。”这是遗憾,也是机会!将“遗失”的摄影家和影像找回来,不单单是影像史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摄影史的问题,还涉及到了视觉文化发展史,涉及到艺术史,涉及视觉美术史,涉及到中外文化传播史等方方面面。



 


詹布鲁恩采用宽幅相机拍摄的北京风光。书中不少照片是第一次发表。


一、清朝摄影史的重拾

    摄影术发明于1839年,在1842年进入中国,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阴影在中国传播开来。期间主要的摄影活动由中国民间的摄影师和外国来华摄影家构成,且1911年之前没有什么敏感的研究禁区,因此,对清末摄影史的研究的挑战主要是重拾(发现)。

    1842年到1879年,著名的英国东方摄影史学者泰勒·伯奈特Terry Bennett)做了很多工作,中国摄影出版社在国家图书出版文化基金的支持下,翻译了其三本巨作,补白了许多中国摄影史资料,为中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今后如果出现新的资料,可以补充进去。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留下了大量的出版物和文献。

    现在清代摄影史研究最大挑战是对1880年到1894年这一段史料的收集、考证和研究。1880年前后,摄影术出现了湿版到干版的变革,照相机和底片都可工业化生产了,摄影家可带着底片外拍了,摄影术普及了,摄影活动大量增加了,摄影家的辨认工作复杂了。诸如摄影家是谁?他们为什么拍摄?来华摄影家的身份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来中国?这段历史是大的空白。

 

二、民国的摄影史的重构

    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影像史中的不少民国史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遗失”了,特别是不少外国摄影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被大陆学界所了解。

    目前中国摄影史中有关民国摄影的主要内容由红色摄影和国统区的民间摄影所构成。史料表明,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后的1937年,第一代红色专业摄影人出现了,其中包括有延安的郑景康、吴印咸、徐肖冰,晋察冀的沙飞和石少华等。此后,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摄影史。因此,1937年之前的中国摄影史的框架,应该由民间摄影,国民党的摄影和外国摄影家在华的重要活动三个部分组成。1937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的摄影史框架,包括已有的红色摄影和民间摄影,还是禁区的国民党的摄影和近年来陆续找回的外国摄影家在华重要活动四个部分组成。

    在民国期间,有哪些著名的外国摄影师曾来华?他们拍摄了什么出版有哪些画册?他们对中国影像史的贡献和在中国摄影史上的成就是什么?这需要当代学者以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意识形态禁锢的思维,去挖掘、找寻、研究和梳理。

    先举两个特殊的案例。英国的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是世界摄影史上很著名很重要的一位摄影家,曾因为英国皇家御用摄影师而获得了爵位,这几年在巴黎和纽约举办了回顾展。在中国影像史里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影像艺术品收藏市场新近出现的史料表明,比顿在二战期间曾受英国新闻部的派遣到远东拍摄,先后出版三本有关中国的书,其中《中国相册》(China Album)刊登了107张照片,记录了西南地区的抗日景象,其中不乏经典名作,在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比顿拍摄的对象都是国统区和国军,在解放后被大陆的摄影史“遗失”了。再比如美国纪实摄影的鼻祖人物之一的阿瑟·罗斯坦(Arthur Rothstein),在九十年代中国纪实摄影大潮兴起之后,才将他上世纪50年代撰写的《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一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的纪实摄影界广为流传,有不小的影响力。但大多数中国摄影人并不了解他在1946年曾被国际人道主义机构派遣来华,拍摄记录湖南衡阳的饥荒。2015年出现在中国收藏市场上的一批原版照片补白了这段影像史。

    还有两位重要的美国摄影家被“遗失”的原因,可能仅仅因为1949年之后的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赫伯特·克莱伦斯·怀特(Herbert Clarence White,1896-1962)和其胞弟詹姆斯·亨利·怀特(James Henry White,1896-1954)于1926年出版的《燕京胜迹》(PEKING The Beautiful),不仅是民国期间装帧最豪华的优秀摄影集之一,而且该书的前言出自胡适,配图说明则由德玲公主撰写。毋容置疑,胡适和德玲的文字让这本书较同时代同类摄影画册具有更大的价值。但是有关怀特兄弟在华摄影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有美国人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是民国最好的风景摄影大家之一,他在1926年出版的《扬子风景》(The Grandevr of the Gorges)是中国摄影史上最精美的摄影画册之一,近年来在收藏市场上出现过近十部他拍摄出版的摄影集,在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和文化有很高的价值。约在1944年,曼尼病死于日本上海的集中营中,有评论认为“中国亏欠他太多了”。曼尼在中国的摄影活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了世界摄影史学者的关注,但他与怀特兄弟一样,尚未出现在中国的摄影史中。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找回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摄影家还有:

    西德尼·甘博(Sydney Gamble,美国),

    威廉·埃德加·盖洛 (William Geil,美国),

    青木文教(日本),

    喜仁龙、(Osvald Siren,瑞典),

    岛崎役治(日本),

    亚瑟•德•卡瓦略(谈卡法卢,Arthur Alfred de Carvalho,法国),

    恩斯特·柏斯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德国),

    汉茨·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德国),

    斯尔格·沃特加索夫(Serge Vargassoff, 1906–1965,俄国),

    海岚·里昂(Hyland Lyon,1908~1973,美国),

    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美国),

    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美国)

    海伦娜·哈佩诺特(Helene Hoppenot,法国),

    爱伦·凯特琳(ELLEN CATLEEN,),

    美国164通讯队的摄影师等。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刚刚出版的20世纪《中国影像史》中拥有一席之地。

 

三、小语种里的中国摄影史料

    在重拾中国影像史料时,可关注法国、德国和日本来华摄影家。由于语言上的障碍,目前翻译到中文的法语、德语和日语的资讯相对比较少了,但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是摄影大国,摄影书的出版比较发达,留存在这三个语种里的中国影像史料不少,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挖掘和介绍。

 

1、早期德国来华摄影家

    在中国摄影史上有几位很值得一提的德国摄影家,比如1900年前后出版过《北京》私家摄影集的驻华德国公使阿尔方斯•穆默•冯•施瓦茨恩斯坦茨(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1859-1924)。上世纪初,施瓦茨恩斯坦茨来华接任为义和团杀害的德国驻华公使奥古斯特.冯.克林德。他是一位水平很高的摄影师,1901年他将在任内拍摄的照片结集出版了私家书《北京》(Peking),据说限量发行量 500 本。不过,中国摄影史上没有提及施瓦茨恩斯坦茨,有关他的摄影研究在中国仍几近空白,他还拍摄了什么照片?照片还用于其他的用途吗?现底片保存在那里?

    在他之前,有伊斯特·奧爾末(Ernst Ohlmer),这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摄影史中的德国摄影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1860年代拍摄的12幅圆明园废墟的照片。这些影像是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劫毀後,有关西洋樓遺跡的最早影像记录之一。但是这批照片在拍摄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传播,直到1932年上海学者騰固赴德学习,辗转从他人手裏得到底片,带回中国,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1933年出版后,才让这批重要的影像史料公布于众。奧爾末在中国的摄影活动一直到前几年刚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才被比较仔细地介绍。但他是最早来华的德国摄影家吗?

1902年,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作为负责青岛德国殖民地建设的官员来华,后得到德国政府支持于1906-1909年游历了中国12个省,考察中国古建筑,拍下了数千张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典型民居等照片,整理出版了多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其中以1923年出版的《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 und Langschaft in China)最为著名。该书精选了288幅照片,按省份分类编排。柏石曼作为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古建专家,其摄影的成就一直不为中国所了解,直到他的摄影作品集在摄影收藏市场拍出高价位之后,才得到了摄影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的第一本裸体摄影集也是德国人拍的,《百美图》,摄影师是汉茨· 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1895-1965)。他多次来华拍摄,一战后,佩克哈默作为战败国的士兵曾在北京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他拍摄的《北京美观》和《中国与中国人》是入选德国摄影史的著作。但他入选中国摄影史的应该是拍摄于澳门红灯区,出版于1928年的《百美影》。书中的31张照片带有朦胧的东方情趣和统一和谐的视觉风格,情色而不淫秽,在中国摄影史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同一位摄影家,因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的文化,因不同的作品成就了不同的历史地位,也是一个奇葩。

    最近业界对传奇的德国来华女摄影家赫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有了不少研究。但知道同时期在华的德国女摄影家爱伦·凯特琳(Ellen Catleen)就比较少了。凯特琳1934年出版的《了解北京》(Peking Studies)后,嫁给了时任荷兰驻华大使的廉·索贝克(W.J.R.Thorbecke)并改为夫姓,以Ellen Thorbecke的名字出版了《中国人像》(People in China)和《上海人像》(People in Shang hai)。目前尚未见到有关这位女摄影家的研究。从摄影师的性别延伸出来,谁会是最早在华拍摄的外国女性摄影师,最早出版有关中国内容摄影集的女摄影家是谁?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在等待着学者的探究。

 

 2、日本在华的摄影采集

    摄影作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和媒介,于1853年传入日本,较传入中国大约晚了10年!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崛起,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战跻身于世界强国后,不仅将摄影纳入了其工业革命的体系中,成为了摄影器材的制造强国,还将摄影媒介和文化作为军国主义对外扩展、实行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

    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到1945年间,日本人不仅系统地拍摄了甲午战争、日清战争、侵华战争这些所有发生在中国的所有重大事件,还在1890年代就开始对中国进行影像采集,特别在侵华战争前的1920-1930年间,对中国进行了系统地影像采集和研究。可以说民国期间的中国影像史和中国摄影史的不少重要著作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因为他们保留了最为完整的、甚至是民国期间的所有中国影像资料。除了几位中国摄影史上已经在册的日本摄影家,如小川一真、三本诚阳、三本藏七郎外,近年来出现在收藏市场上的可入中国影像史的日本摄影师和日文摄影集还有:

    三舩写真馆 《满洲名胜写真帖》(1911);

    山本写真馆《北清大观》(1911)和《北京胜景》(1920年代);

    山根倬三《长江大观》(1917)和《东极大观》(1919);

    中井宗太郎等《大同石佛大观》(1925)和《大同石佛艺术论》(1946);

    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佛教史迹》(1925-1931);

    关野贞、伊东忠太、竹岛卓一 《支那北京城建筑》1926;

    山中定次郎编《天龙山石佛集》(1928);

    关野贞、竹岛卓一 《辽金时代建筑及其佛像》(2册,1934);

    关野贞、竹岛卓一  《热河》(4册,1934-1935);

    村田治郎    《大同大华严寺》(1943);

    水野清一 《云冈石佛群》(1944年) 等等。

    其中不少出版物是中国有关该内容的第一本摄影集。从某种角度说来日本人留下了系统的中华民国的影像遗产。以山根倬三拍摄的《长江大观》(1917)为例,他旅居中国二十年,照片涉及长江流域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南昌、武汉、洞庭湖、长沙、荆州、宜昌、巫山、重庆、北京、大连、旅顺、奉天、抚顺、长春等地。而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支那佛教史迹》,共6册采用照片900幅,内容含括了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18个省的几百家著名庙宇。

    除了学者和机构外,日本的军方和主要媒介也都参与了对华的影像采集,出版有从军摄影集和大量的画报。

    目前,有关法国来华摄影家的整理也在逐步进行中。

    俄国摄影家在中国的摄影史上,也有一些很值得关注的亮点。目前已知最早在北京拍照的是俄国摄影师,他们也是最早涉足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摄影师。在收藏市场上,还发现斯尔格·沃特加索夫(Serge Vargassoff, 1906–1965沃特加索夫的作品,但一直未能考证出这个摄影家,仅仅在赫达·莫理循的画册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中译为《洋镜头中的老北京》的前言中出现过。他当时在北京开照相馆,据说是当时北京仅有的两家外国人开的照相馆之一。沃特加索夫后来去了香港,最后不见了。希望在俄文中可以找到他的史料。目前,我们对外国摄影文化推介中,俄文史料十分稀少,特别是最早在北京拍照片的俄国人,最早拍中国西部的俄国摄影家的史料。

 

四、早期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空间

    除了上面提到的外,早期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空间还有对非职业摄影师,特别是教会在华摄影活动的资料收集研究。因为教会保存有很多史料。此外,对断代史的研究,因为中国摄影史的断代跟国外摄影史不一样,存在中国历史断代的影响,比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这些节点,导致了中国摄影史和世界摄影史的断代出现了差别。

    对中西部摄影史的研究也是一个可以重点关注的空白。目前广东、上海、福建、北京、天津这些发达地区,不仅史料较早较多,也有一些研究人员。但是很少出现对中西部早期摄影史的研究,就是史料都基本上是空白,更不要说史论了。还有对摄影师个案的研究,对他们出版的著作个案的研究,都是空间。

    那中国的摄影师呢?在收藏市场上出现有《中国》摄影画册,由冯国英在二战期间编著,全英文发表,对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本书对中国学者来说,也鲜为人知。据了解台湾摄影史研究的人士介绍,台湾与大陆的状况类似,有不少研究外来摄影和本土摄影的人士,但少有研究民国摄影史的人。加之近年来执政党的更迭加剧了影像史料的流失和损毁。

    目前大陆的民国摄影史主要由红色摄影、民间的文人摄影和商业摄影构成,其中不乏民间文人摄影,早期共产党人(如苏静、童小鹏、聂荣臻、叶剑英等)拍照的红色影像和延安根据地建立之后1000多位专职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但缺乏国民党的摄影和外国来华摄影大家的影像。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存有的12.6万张的照片,应该是较为完整的出自国民党官方摄影师的珍贵资料。一部较为完善、较为严谨的民国摄影史应该是基于红色摄影、民间摄影、外国来华摄影和国民党摄影的有机组构上。

    1929年,由于健康原因,詹布鲁恩带着在中国拍摄的所有底片返回美国,渐渐地淡出了中国人的视线,有关他来华前和返美后的摄影经历仍鲜为人知。不过,从他留下的珍贵底片,可以看出詹布鲁恩的摄影成就可与近年来不断浮出的民国摄影大家,如中国建筑摄影鼻祖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 、喜仁龙(Osvald Siren)、民国风景摄影大师唐纳德 曼尼(Donald Manner)、出版第一版中国裸体摄影集的汉茨·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怀特兄弟(White Brothers)和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等并论,他们拍摄的民国影像正在补白和重构着中国的摄影史。

    詹布鲁恩于1949年去世,与他镜头中那个民国的消亡之年巧合了。不过,詹布鲁恩留下的影像,不仅仅是一笔财富,更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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